发布日期:
又见故乡
我曾写过一篇名为《故乡》的文章，开头写到：“生在铁路工人家庭，从小跟着父母不断变换住所，像没根的浮萍。长大以后，回过几次农村老家，每次都没超过十天，因此没根的我也就没了故乡的概念，乡愁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走的地方太多，停留的时间都不长，我该想念哪一个地方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故乡越发成了我心中“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存在。
看到《薄薄的故乡》这本书时，因这“薄薄的”三个字，触及了我灵魂深处对于故乡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于是我想看看作者心中的故乡为什么会是“薄薄的”。
作者王小帅出生在上海，籍贯是丹东，四个月时随参加三线建设的父母去了贵阳，十三岁搬迁到武汉，十五岁独自去北京读书，北电导演系毕业后去了福州，两年后重返北京开始做独立导演。现在人在北京，户口在涿州。每每有人问及他是哪里人时，他就会很苦恼，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哪里又是他的故乡。
看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执着于故乡情结的人并非我一个。
其实王小帅也曾将儿时的成长地——贵阳当作自己的故乡。可当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去，说着一口纯正贵阳话的儿时伙伴把他排斥在贵阳之外后，
在故乡这个问题上，作者就再次“凌乱”了。
是啊，二十多年的空窗期，在度过了没有交集的青年、中年以后，也错过了彼此人生中无数个平常和重要的日子。在你以为对故乡还非常熟悉的时候，实际上故乡早已在这没有交集的日子里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了。你记得的人和事未必还留存在他人的记忆中，而他们口口相传的故事或许你早已忘记……
故乡的确是薄薄的！
为了找到故乡，作者沿着自己成长的足迹开始回忆。他写童年时贵阳的人和事，写少年时伴他成长的武汉南望山，写青年时在福州和北京的迷茫，写他以三线建设为背景拍的影片《青红》《我11》和《闯入者》背后的创作故事，希望通过文字和影片的形式将残存在记忆中的故乡保存下来。
没有亲身经历过三线建设时期的人，可能不会对这本书产生兴趣。然而和作者同时代的我，也是十四岁时离开三线建设城市六枝搬迁到资阳，之后到洛阳读书，工作后就随着铁路大军“哪里需要哪里去”了。因和作者有着类似的记忆和漂泊，所以在故乡这个问题上，作者的痛处，很能引起我的共鸣。而且因为童年都在贵州，书中的很多事情，也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贵州山区寒冷的冻雨、穿着民族服饰的苗族同胞、放学追赶攀爬马车、厂矿企业上下班的广播、押在军用大板车上游行的犯罪份子……
看见“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青年手拎着单卡录音机游荡在家属区”这段文字时，我就想到了我的哥哥。哥哥进入叛逆期的标志便是留长发和穿喇叭裤。他和母亲常常为头发的长短、新裤口的宽窄争执半天。哥哥耳旁鬓角的长度要在发尾形成一个弯勾，新裤口的宽度要九寸到一尺。母亲管不了他，但性格强硬的大姐直接就上手了。然而，长大仿佛只是半年的时间，当比大姐小两岁但突然高出大姐半个头的哥哥把大姐摔在地上打哭后，一脸懵懂、心情复杂的少年把新裤口宽度定在了八寸。
所不同的是，从沿海和发达地区内迁的厂矿一代，无论家庭条件还是受教育程度，都比大多数来自农村、对体力要求更高的铁一代高很多。而且有别于拥有医院、中小学、技校、澡堂、食堂等附属机构和设施的厂矿企业，以妇女和孩子为主的六枝铁二局职工家属基地配套的只有中小学子弟校。为补贴家用，基地的妇女们还常常到厂矿企业打小工。
为了蹭一次六枝煤机厂的澡堂子，我们会假装是厂子弟；为了让我们尝一尝东北人蒸的又大又软的馒头和玉米发糕，在煤机厂打小工的母亲会将夜班发的馒头或发糕省下半个带回家。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属基地是放不起电影的，每次六枝煤机厂、二分厂放映时，因为是露天的，谁都可以坐正中央——只要去得够早。遇上下雨，只要雨不大，都会撑伞放完。有一年夏夜，猛然而至的瓢泼大雨将放映员和观众全部淋成了落汤鸡……
唉！读这本书，让我随着作者的文字也有了一次精神返乡。关于故乡，百度上是这样定义的：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
可是出生后就离开的地方何来的想念？就像作者第一次去到他的出生地上海，作者“没有找到丝毫关于故乡的温暖”，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深深的陌生感和失落感”。
而许多漂泊半生、退休之后才择一地长居的铁路工人又何来的乡愁？工作时随时变动的工作地点、随时调换的工作同事让人产生深深的不稳定感和漂泊感。很多城乡都散落着自己的足迹，可散落的东西又何来的底蕴足以支撑起游子毫无隔阂融入其中？
且把他乡作故乡罢了！
导演王小帅最后是这样说的：“哪里留存过你的记忆，哪里就是你的故乡。”
然而，如果人人都有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豁达，就不会有贺知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惆怅、就不会有宋之问“近乡情更怯”的忐忑了。
因此我还是固执地认为，故乡应该是从记事起到十八岁之前一直居住的地方，即使成年离家后，也还有亲人留在那里，在任何时候有家可回、有屋可居、有饭可吃、有知根知底的儿时玩伴可唠嗑，有熟识的左邻右舍招呼一句“回来啦”，而不是像游人一样，住旅店、吃饭馆。
随着年龄的增长，故乡越发成了我心中“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存在。
看到《薄薄的故乡》这本书时，因这“薄薄的”三个字，触及了我灵魂深处对于故乡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于是我想看看作者心中的故乡为什么会是“薄薄的”。
作者王小帅出生在上海，籍贯是丹东，四个月时随参加三线建设的父母去了贵阳，十三岁搬迁到武汉，十五岁独自去北京读书，北电导演系毕业后去了福州，两年后重返北京开始做独立导演。现在人在北京，户口在涿州。每每有人问及他是哪里人时，他就会很苦恼，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哪里又是他的故乡。
看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执着于故乡情结的人并非我一个。
其实王小帅也曾将儿时的成长地——贵阳当作自己的故乡。可当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去，说着一口纯正贵阳话的儿时伙伴把他排斥在贵阳之外后，
在故乡这个问题上，作者就再次“凌乱”了。
是啊，二十多年的空窗期，在度过了没有交集的青年、中年以后，也错过了彼此人生中无数个平常和重要的日子。在你以为对故乡还非常熟悉的时候，实际上故乡早已在这没有交集的日子里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了。你记得的人和事未必还留存在他人的记忆中，而他们口口相传的故事或许你早已忘记……
故乡的确是薄薄的！
为了找到故乡，作者沿着自己成长的足迹开始回忆。他写童年时贵阳的人和事，写少年时伴他成长的武汉南望山，写青年时在福州和北京的迷茫，写他以三线建设为背景拍的影片《青红》《我11》和《闯入者》背后的创作故事，希望通过文字和影片的形式将残存在记忆中的故乡保存下来。
没有亲身经历过三线建设时期的人，可能不会对这本书产生兴趣。然而和作者同时代的我，也是十四岁时离开三线建设城市六枝搬迁到资阳，之后到洛阳读书，工作后就随着铁路大军“哪里需要哪里去”了。因和作者有着类似的记忆和漂泊，所以在故乡这个问题上，作者的痛处，很能引起我的共鸣。而且因为童年都在贵州，书中的很多事情，也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贵州山区寒冷的冻雨、穿着民族服饰的苗族同胞、放学追赶攀爬马车、厂矿企业上下班的广播、押在军用大板车上游行的犯罪份子……
看见“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青年手拎着单卡录音机游荡在家属区”这段文字时，我就想到了我的哥哥。哥哥进入叛逆期的标志便是留长发和穿喇叭裤。他和母亲常常为头发的长短、新裤口的宽窄争执半天。哥哥耳旁鬓角的长度要在发尾形成一个弯勾，新裤口的宽度要九寸到一尺。母亲管不了他，但性格强硬的大姐直接就上手了。然而，长大仿佛只是半年的时间，当比大姐小两岁但突然高出大姐半个头的哥哥把大姐摔在地上打哭后，一脸懵懂、心情复杂的少年把新裤口宽度定在了八寸。
所不同的是，从沿海和发达地区内迁的厂矿一代，无论家庭条件还是受教育程度，都比大多数来自农村、对体力要求更高的铁一代高很多。而且有别于拥有医院、中小学、技校、澡堂、食堂等附属机构和设施的厂矿企业，以妇女和孩子为主的六枝铁二局职工家属基地配套的只有中小学子弟校。为补贴家用，基地的妇女们还常常到厂矿企业打小工。
为了蹭一次六枝煤机厂的澡堂子，我们会假装是厂子弟；为了让我们尝一尝东北人蒸的又大又软的馒头和玉米发糕，在煤机厂打小工的母亲会将夜班发的馒头或发糕省下半个带回家。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属基地是放不起电影的，每次六枝煤机厂、二分厂放映时，因为是露天的，谁都可以坐正中央——只要去得够早。遇上下雨，只要雨不大，都会撑伞放完。有一年夏夜，猛然而至的瓢泼大雨将放映员和观众全部淋成了落汤鸡……
唉！读这本书，让我随着作者的文字也有了一次精神返乡。关于故乡，百度上是这样定义的：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
可是出生后就离开的地方何来的想念？就像作者第一次去到他的出生地上海，作者“没有找到丝毫关于故乡的温暖”，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深深的陌生感和失落感”。
而许多漂泊半生、退休之后才择一地长居的铁路工人又何来的乡愁？工作时随时变动的工作地点、随时调换的工作同事让人产生深深的不稳定感和漂泊感。很多城乡都散落着自己的足迹，可散落的东西又何来的底蕴足以支撑起游子毫无隔阂融入其中？
且把他乡作故乡罢了！
导演王小帅最后是这样说的：“哪里留存过你的记忆，哪里就是你的故乡。”
然而，如果人人都有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豁达，就不会有贺知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惆怅、就不会有宋之问“近乡情更怯”的忐忑了。
因此我还是固执地认为，故乡应该是从记事起到十八岁之前一直居住的地方，即使成年离家后，也还有亲人留在那里，在任何时候有家可回、有屋可居、有饭可吃、有知根知底的儿时玩伴可唠嗑，有熟识的左邻右舍招呼一句“回来啦”，而不是像游人一样，住旅店、吃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