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深秋，母亲因腰部持续疼痛被大哥、二哥从县城送到洛阳三院医治。不久，二哥给我打电话说母亲肾上的癌细胞已扩散到腰部，生命最多能维持半年。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痉挛似的疼痛。我迅速处理好手头的事，请好假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那一刻，我急切地想看到母亲、抱紧母亲放声哭泣。可当我来到母亲的病房前时，却又丢了魂似的，无力推开那房门。我怕面对母亲时，会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含着眼泪，在病房前呆了很久很久。我怎么也不相信母亲的命会这么苦，怎么也不相信母亲的生命会就此走到尽头。
　　在医院一周之后，医生给母亲做了介入手术治疗。手术后，我们提出给母亲化疗，但主治医生建议保守治疗。没办法，我们把母亲接回县城的家。刚开始还好，母亲还能在我们的搀扶下走路，后来随着癌细胞的疯狂扩散，母亲就走不了了，每天只能靠吃止疼药来维持。我们都严格封锁着消息，谁也没对母亲泄露半点她的病情，而母亲也从未问起过自己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但我们分明感到，打从洛阳回来后，母亲就好像已经知道自己得的不是什么一般的疾病，而是那要命的恶病。
　　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情，所以过罢年后，在药物依赖下产生的恍惚中老是嚷着要回老家，甚至一次次地对我们说：你们是不是就想看着我老到这里吧！然而，我们清楚老家简陋的条件，更清楚回去的结果。我们只好一次次地劝说母亲，硬着头皮不让她回老家去，就盼望她的病情能有所转机，能多在世几天。
　　母亲最后的日子还是来了。她老人家病瘫在床上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已有好久没有进食了。我们不得不痛苦地答应了母亲，做出决定——让母亲回老家。我们做好了一切不幸的准备。
　　2011年3月的一天，母亲在我和大哥、二哥和舅舅等人的陪护下，终于从县城回到乡下我的老家。尽管一路上母亲躺在救护车里，气息微弱，微闭双眼，但从她回到老家后，发出的那一声低低的叹息里，我深深地感到了她如释重负后的坦然。我想，母亲之所以会这么高兴，绝不仅仅是因为她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她觉得家乡有那些和她相处了一辈子的熟眉熟眼的乡亲、她拼死拼活为我们弟兄奋斗了一生才修建起的那口窑洞和砖瓦房，以及她曾在那山里川里、坡上洼下、没明没黑地挥汗留下的那些沉重的足迹。我知道，那其中包含了母亲太多、太多不便于言说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