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处王良雷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写作背景是1952年春，钱穆先生应有关方面之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进行了五次演讲。根据演讲讲义，后经其本人整理而成。全书分五大章节，对应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分别从政府的组织考试、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作出评述。
　　本书出版之后，得到了正反两种评价。持正面评价者认为，本书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必读书。持负面评价者认为，本书架空历史，从结果出发，寻找材料论证，并未客观而论。这两种意见均有道理。
　　先说我赞同的观点。钱穆认为，政治应该从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这个观点好理解，即制度建立于人事之上，是社会秩序。有了这一个前提，我们就可以建立这样一个逻辑模型，从人事关系活动中总结出制度，制度稳定人事关系活动，形成社会秩序，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事关系活动出现新的变化，而制度具有稳定性特征，带有天生的滞后性，从而与人事关系形成落差，转化为动力，推动着社会发展。
　　从上述观点出发，作者进一步补充道：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这个见解可以说非常客观，即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打量古人行为之幼稚。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解释个体与社群的关系。美国政治家桑德尔认为，个人并不是先于社会存在的一个原子，作为个体的自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关系中被造就的，是被生活的共同体塑造而形成的。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故事，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塑造，你就讲不通自己的故事。个人被内嵌于社会群体之中，而社群是一个传承的过程。对历史的虚无主义，作者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今天我们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相符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因此，作者对传统历史人物也是正面评价：那些人，在历史上，在他所处的时代，之所以得称为名臣，他们那些奏议，之所以流传天下，仍为此后较长时期所保留、所诵览，正因为他们的话在当时是可以代表他们当时的时代意见的。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的，到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正如我们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是一种矛盾与冲突。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再说一说反对意见者对本书的批评。他们认为钱穆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主要集中在汉、唐时代，全篇的脉络是预设好的：汉唐制度最好，宋在退步，明更退步，清直接垫底。也就是说钱穆已经事先有这个“答案”了，然后围绕答案来挖掘史料进行论证。这样就违背了史学家对历史评判所持的客观观点，也形成了逻辑倒置。现代史学最基本的逻辑是从史料出发辨析归纳，推出史实，再从史实得出解释的“结论”，而不是从结论出发去寻找证据，这也构成了本书最大硬伤。
　　最后，我也谈一下我作为一个普通阅读者的看法：不去纠结学术上的辩论意见。所有的书写者，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开辟局面，能成局就必有边界，正所谓有局就有限。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提供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所言：“所有的门庭都是后人攻伐的对象，所有的大师是被亟待颠覆的偶像，我们在温情中学习，在理解后叛逆。”他们影响了我们，但不能“占领”我们，唯如此，我们才可能成为前所未见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