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一部系统性的戏曲美学著作，对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追溯了中国戏曲的发展，他认为戏曲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最初肇始于上古的巫术歌舞和春秋的古优笑谑，其后经历了汉代的角抵百戏，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唐代的歌舞戏和滑稽戏，宋代的杂剧，到了元杂剧和明传奇之时，中国古典戏剧达到成熟期，并出现了一些戏曲理论著作。李渔作为清初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对戏剧理论有着深刻的论述，《闲情偶寄》集中了他对各种艺术研究心得。
　　李渔站在古典美学的总结期，倡导“重真情”的戏曲艺术，推动了清初美学的发展。晚明时期的思想界目睹了史称“狂禅”的浪漫主义强劲运动，这一运动的代表李贽反对虚伪娇饰，其“童心说”影响了许多文人志士。袁氏三兄弟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汤显祖认为“男女交情，全在于一个‘情’字”，孟称舜提倡剧作家要“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李渔的戏曲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这种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影响，他提倡一种闲情适意的审美生活方式，蕴含着自我意识的觉醒，符合明清时期的审美趣味。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文化与新观念的产生，人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戏曲主题更加多样化。李渔的青少年处于明朝晚期，此时商品经济发达，社会文化也随之发生着改变。到了17世纪中期，产生了一种以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哲学为代表的新的文化和新的民族精神，这似乎也成为新表现出来的民族特征。李渔正是这种新文化、新精神的产物，同时也是其象征，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这种革新和巨变。
　　经济发展带来的是传统道德标准、意识形态的瓦解，人们注重物质享乐，经商牟利，歌舞戏曲艺术也逐渐开始兴盛。李渔所处的时代，戏曲大多描写了普通人民的情感和故事，也更容易引起共鸣，受到市场欢迎，话本和戏剧的主题也更为多样化。娱乐活动的兴起为小说家和戏曲家扩充了文学市场，大量小说和剧本应运而生，产生了许多曲作家，如凌蒙初和冯梦龙，李渔也成为了那个时代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他的文人个性清晰地反映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变化。
　　在《闲情偶寄》中李渔力求把生活艺术化，把艺术生活化，他将戏曲艺术纳入了日常生活的情趣范畴中，对生活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衣食住行、园林花草在他的世界之中散发着不同的魅力，他对自然保有敬畏之心，对生活持有热爱之心。
　　花开花落，万物生长，即景生情，感怀生命。李渔认为，概括戏曲创作的总基调，不出“情景”二字。草木欣欣向荣，不仅为自然界带来美景，也可以为种花种草的人家增添祥光瑞气，生财的地方往往万物熠熠生辉。“花开一日，犹人之百年。”人看自己的一百年，会觉得无比漫长，看花的一天，会觉得十分短暂，殊不知花看自己的一天亦是十分漫长，花开花落，遵循着自然规律，而人的生死却变幻无常，或许在某个瞬间就戛然而止，正如李渔所说：“使人亦知木槿之为生，至暮必落，则生前死后之事，皆可自为政矣，无如其不能也。”人无法预知生命的长度，但看到木槿花时，至少可以提醒自己爱惜短暂的生命，拓宽生命的宽度。李渔透过观赏花草来探索人生哲理，这是一种生命的艺术。
　　丝竹音乐，歌舞技艺，雅致新美，颐养情性。戏曲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千锤百炼的唱腔设计，舞蹈化的动作，一系列戏剧冲突，使得内容与形式彼此交融。戏曲形式之美融入了李渔的日常审美中，他认为“丝竹之音，推琴为首。”李渔认为女子学习弹琴，可以改变性情，陶冶情操，男女之间可以通过音乐联络感情，琴瑟和谐，花前月下，良辰美景，夫唱妻合。歌声也应清脆自然，“弦乐器不如管乐器，管乐器不如歌喉。”戏曲的取材、正音、习态都十分讲究，妙在自然，切忌做作。
　　平易尖颖，专一生巧，顺应性情，自然真实。李渔认为，曲词中的感情须从作者的性情中自然流露出来，“予又谓填词种子，要在性中带来，性中无此，做杀不佳。”个人性情可以从写文章中看出来，写文章不死板，一篇文章中就有一两段写的空灵。尽管民间流传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但李渔认为才华和德行并不相悖，“以闺秀自命者，书、画、琴、棋四艺，均不可少。”女子应读书写诗，选诗应“平易尖颖”，写文章则贵在专一，专一则精巧，“专则生巧，散则入愚；专则易于奏工，散则难于责效。”在生活中，李渔追求闲适的情调，但在创作中则需严谨细致。
　　总之，李渔的《闲情偶寄》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是一部“寓庄论于闲情”的美学著作，他将笔触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将生活艺术化，将自然融入戏曲艺术中，崇尚俭朴，尚俗尚真，这种审美化的艺术与明清个性解放思潮有关，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理念。放眼于当下，李渔的美学思想仍具有现实意义，有利于我们构建绿色和谐的社会，帮助人们诗意地栖居于世界之中。